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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18 已圍觀 11 次來源:互聯網編輯:環球資訊網

在數據上,在城商稅務亦是一個區域商稅收入較為集中的部門。以元代廣州路為例,在大德《南海志》遺存下來的記載中,廣州路各務商稅的數額,在“本路各務縣周歲總辦”中,稅課鈔的數目為二千六十一定四十五兩二千三分六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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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城商稅務周歲辦”稅課鈔的數目為一千八百三十四定一十二兩,東莞縣務八十定八兩八分,新會縣六十九定四十一兩八錢二分六厘,增城縣三十四定二十五兩八錢五分,香山縣二十九定一十二兩八分,清遠縣一十四定二兩六錢。在城商稅務一年稅課鈔的收入占到廣州路商稅稅課鈔總收入八成以上。

又如延祐《四明志》記載,慶元路“稅課周歲該辦”總計中統鈔六千二百一定二十兩九分三厘,其中在城務鈔四千四百三十八定二十三兩四錢四分七厘,定??h務鈔七百八十五定二十六兩二錢五分,奉化州務鈔五百四十五定八兩。

慈溪縣務鈔二百一十六定七錢五分,象山縣務鈔一百一十二定二十四兩五錢,昌國州務鈔一百三定三十七兩一錢四分六厘。在城商稅務一年稅課鈔的收入亦占到慶元路商稅稅課鈔總收入的七成。

城市涉及商稅管理的活動亦體現著政府與百姓的互動。如至元三十年(1293年)戶部呈送中書省的一件公文,說的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大都稅課提舉司官吏欺隱客旅盧天英等納到布疋稅錢”一事。

經查證,提舉撒都魯丁等人“雖是本務在先市稅內收訖諸人稅錢,赤歷內止報總數,別無上司許準明文?!睘楸苊夤賳T此類蒙混行為,中書省議得:“今后稅務應收諸色課程,于赤歷單狀內,須要明白附寫物主花名、收訖錢數目,以備照勘?!币幎ü賳T在收到稅錢后,要在財務收支簿冊上詳細登記納稅人信息和稅錢數目。

又如元朝“征商之制,有住稅而無過稅”。說的是元代征收商稅有住稅,而不征收過稅。至元四年(1267年),平章政事制國用使司處置一件涉嫌漏稅的案例,說的是“在城稅務使趙仁,于七月初四日因臨汾縣吳村收斂月稅,于汾河岸東捉獲樊城等漏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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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經研判,制府公議得:“自來入門不吊引者,同漏稅科斷。今據樊城等七人搬駞布疋,經由汾河東岸欲往山東,彼中不曾貨賣,豈有在城務捉拿漏稅之理?!憋@然這一案例中,在城稅務使并未按制度辦事。

從制國用使司研判的論據中,入門不吊引,等同于漏稅,這是已有的制度,樊城等人既未入城,途中亦未發生交易,因而不構成漏稅??梢娫潭愥槍灰仔袨檎鞫?,不征過稅。城市稅務使在此案例越過了本職職權,亦可見城市在商稅管理中還是與鄉村有所區隔的。

這些具體生動的案例及其背后有關商稅管理的制度,皆與城市有所關聯,且反映了政府與百姓圍繞稅收的互動關系,也反映了城市是官民稅務互動環節一個不容忽視的平臺。

城市酒醋課。酒是元代城市生活多元面相里的一個組成部分,酒醋課程在城征收的那一部分即是元代城市稅收考察的內容之一?!霸芯拼渍n,自太宗始。其后皆著定額,為國賦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p>

早在窩闊臺統治時期,既已對酒課征。窩闊臺汗二年(1230年),“定諸路課稅,酒課驗實息十取一,雜稅三十取一?!本普n以實際銷售的利潤征收十分之一。元代的酒醋課程變化頗多,大致上經歷了由“榷酤”至“散辦”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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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元統一后,南方官榷酒醋,北方城市行榷酤,但大都及農村行散辦;盧世榮理財,大都散辦改榷酤,南、北農村行散辦;元中期以后,散辦在南北普遍推行。在弘治《徽州府志》中,追溯了元代征收酒課的情形:“至元七年(1270年),各路置宣課提舉司,行榷酤法。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八月罷,以酒課分攤各鄉都。至元二十年(1283年),鄉村人戶自釀辦課,在城再立務榷酤,每石除米曲工本外,取見鈔六貫。二十三年(1286年)正月罷,仍令民戶散辦,公私便之。

二十九年(1292年),江浙省酒課減免二分?!睆闹屑纯梢娀罩萋吩谠鷷r的酒課征收自榷酤至散辦的變化過程,其中城市放開得晚于鄉村。

“榷酤”與“散辦”的變化實際上體現著政府與民間的互動,榷酤實為國家直接管控酒業,通過專賣獲得酒利,以此擴大財政收入,散辦則是開放民間力量。酒利成為政府與民間角力的關鍵。

禁私酒體現了國家意圖握住酒利的訴求,也體現著民間逐利的嘗試。從元代酒醋課程從榷酤至散辦的過程中,能夠看到是散辦由農村開始,后來才逐漸涉及到城市,這也體現城鄉酒醋課程在元代是有所區隔的,而城市散辦遲于鄉村,應是政府意圖控制城市稅收收入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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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酒稅在酒醋課程收入中的地位,可參考元朝禮部官員吳師道的一段話:“問江浙財賦之淵,經費所仰,曰鹽課,曰官田,曰酒稅,其數至不輕也。以三者而論,鹽課兩浙均之,官田浙西為甚,酒稅止于杭城而已?!丙}課、官田和酒稅是江浙財賦重要的經費來源,而酒課從地域分布上講主要取自杭州。

《元史·食貨志》載:“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丞相完澤等言:‘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余錠,湖廣、龍興歲辦止九萬錠,輕重不均?!谑菧p杭州省十分之二,令湖廣、龍興、南京三省分辦?!闭f明杭州所處江浙行省的酒課收入是非常之高的。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機構人員配置調整,“省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余如故”。大都酒課提舉司與管理商稅的大都宣課提舉司同置于戶部之下,亦可看出政府對都城課稅的重視。

酒醋課程是元代稅收收入的一個品項。有學者研究比對了元代的酒課額占據全國財政錢鈔收入的比例,其中至元后期的占比最高,當時的酒課額一度達到75萬余錠,占據全部錢鈔收入的25%;

天歷年間(1328-1329年),這一比例降至5%。從元代酒醋課程城鄉存在差異的角度,可知城市的酒課收入在諸項課程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因而是元代城市稅收研究應關注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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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舶課。元代海外貿易繼承了南宋時的繁榮局面。海港城市的稅收因市舶稅而與內陸城市呈現不一樣的面貌。元朝滅南宋后,參照南宋舊制設置了市舶司。

“雙抽”與“單抽”涉及貨物征稅的次數。雙抽收兩道稅,單抽收一道稅。按照公文的描述,元初商船販運貨物,無論是本國的土產還是進口的番物,都要“雙抽”,至元十七年(1280年)以后,為避免稅重而至國內海運貿易減少,才將本國產的土物改為單抽,即所謂“雙抽者蕃貨也,單抽者土貨也”。

雙抽和單抽的具體操作辦法,一道稅與兩道稅之間是否有著性質上的差別,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不過無論單抽還是雙抽,均與商貿活動有關,且從單、雙的分野中,似乎可見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在征稅上的不同。

在這次理財嘗試中,杭州、泉州設立了市舶都轉運司,總領市舶事務,城市經濟與貿易發展以市舶稅為聯結,起到了相輔相成的作用。盧世榮理財時間不長,但其尋求財賦增長的種種嘗試,都關注到了城市經濟與城市稅收,這一體現著城市在經濟發展上的先導作用。

至元三十年(1293年),中書省頒行了“市舶則法二十三條”,這些規定搭起了元朝市舶管理的框架。于抽分則例而言,先從當年四月十三日奏過事內一件看,奏文提到:“江南地面里,泉州、上海、澉浦、溫州、慶元、廣東、杭州七處市舶司有。這市舶司里要抽分呵,粗貨十五分中要一分,細貨十分中要一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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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舶司里這般抽分了的后頭,又三十分里官要一分稅來。然后不揀那地面里買去呵,又要稅有。其余市舶司里,似泉州一般三十分要一分稅的無有。如今其余市舶司依泉州的體例里要者。

溫州的市舶司并入慶元,杭州市舶司并入杭州稅務里的,怎生?商量來?!边@里首先提到市舶司計有7處。其中泉州市舶司在粗貨十五取一,細貨十取一的基礎上,又要再三十取一,若涉及貨物買賣,還要再征稅。其次,意圖讓其余市舶司依泉州方式來,還要合并市舶機構。

在正式頒行的市舶法則中,可見“所據廣東、溫州、澉浦、上海、慶元等處市舶司,舶商回帆,已經抽解訖物貨,并依泉州見行體例,從市舶司更于抽訖貨物內,以三十分為率,抽要舶稅錢一分,通行結課。般販客人,從便請給文遣,買到已抽經稅貨物,于杭州等處貨賣,即于商稅務內投稅?!?/p>

至此,市舶機構完成了合并,并依照前文泉州方式抽稅,即在粗貨十五取一,細貨十取一后,再抽三十分之一的“舶稅錢”。

抽取了市舶稅的貨物運銷至其他市場交易時,再赴商稅務投稅。市舶管理與后續的商品交易是環環相扣的,一道道征取體現著政府以稅收之法獲得經濟之利。元代的一些海港城市也因市舶司的設置及與之相關的貿易稅收而使經濟愈加生動。

結語

綜上所述,在城征收的商稅、酒醋課、市舶稅等,是研究元代城市稅收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這些具有代表性的課稅,城市經濟的面貌立體生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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